很多年轻人说的“压力大”，并不只是忙。是那种一边加班一边担心绩效，一边投简历一边怕被优化的绷紧感：领导临时改需求，周五晚上拉群开会；工资看着没少，但房租、通勤、育儿、社交一摊开就觉得不够用；想跳槽，发现岗位写得更复杂、面试更长，最后还不一定给到更高的价。父母那代也辛苦，可他们回忆里常出现另一种画面：单位稳定、工资慢慢涨、加班有但没那么“随时随地”，只要肯干，生活会一点点变好。体感差这么多，背后往往不是谁更能吃苦，而是就业和收入的“游戏规则”在不同经济环境里变了。
同样在上班，为什么现在更像“随时被考核”
父母那代很多人的工作，压力来源更像“把活干完”：生产线、柜台、车间、机关科室，任务边界相对清楚。市场在扩张，单位或行业在增量里运行，最常见的体验是“忙，但有盼头”：忙完这阵，工龄涨了、职称评了、分房或福利可能排到。
年轻人今天的压力更像“把活干完还不够”。一个典型场景是：做完本职，还要写周报、做复盘、拉数据、讲故事；项目上线后要盯留存、转化、口碑；部门之间为了资源互相证明价值。很多公司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，转化成内部的可量化指标，用指标来保证投入产出。于是个人的日常变成了持续被验证：这个月的产出能不能解释？下个月的预算凭什么给你？你做的事能不能替公司省钱或多赚钱？
为什么会这样？当增长更容易时，公司愿意为“未来”提前投入，人力、培训、试错都算投资；当增长变难时，投入更谨慎，钱更像成本，需要立刻看到回报。于是同样是上班，年轻人更容易遇到“目标上调、资源不增”“人少活多”“试错空间变小”。谁受到影响最大？往往是处在执行层、项目制、交付制岗位的人：上面要结果，下面缺人手，压力就集中到中间。
而父母那代为什么体感不同？一方面他们经历过更长的“增量年代”，很多行业的需求在扩大，岗位供给相对充足；另一方面，很多单位的评价体系更强调资历和稳定性，短期波动不那么直接传导到个人收入和去留上。
为什么加班越来越多，但收入却没有同步上涨
年轻人常见的困惑是：忙到深夜，工资却像被钉住；甚至奖金变少、调薪推迟。你会发现“为什么加班越来越多，但收入却没有同步上涨”这句话越来越像一种集体感受。
这背后的逻辑并不神秘：当企业利润空间变小，最先被挤压的往往是“可调的部分”。基本工资不好动，奖金、补贴、加班费、年终奖更容易缩水；同时，为了在竞争中不掉队，企业会把同样的目标分配给更少的人完成，或者把原来可以慢慢做的事压缩到更短周期。加班因此变多，但由于整体蛋糕没变大，甚至变小，个人很难通过“多干一点”换来同比例的收入增长。
谁最容易受影响？第一类是依赖绩效奖金、项目奖金的人，外部订单和内部预算一收紧，奖金就波动；第二类是议价能力弱、替代性强的岗位，工作量上升更快，薪资上升更慢；第三类是处在“成本中心”标签下的岗位，哪怕很忙，也更难用收入直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父母那代为什么不那么敏感？因为他们很多人的收入结构更稳定：工资涨幅慢但连续，福利占比高，住房、医疗、子女教育等成本在当时的结构里相对没那么“市场化”。当生活的大头不需要自己在市场里逐项购买时，工资不必涨得很快也能获得改善感。
招聘和跳槽的变化：岗位更挑、流程更长、心更累
年轻人一提跳槽，常见体验是：投出去的简历像石沉大海；好不容易约到面试，一轮两轮三轮，最后还要做测评、做作业、背调。很多人会把这种体验概括成另一个疑问：“为什么面试轮数变多了，但录用机会变少了”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？当公司不确定未来业务能不能稳住时，招人会更谨慎。谨慎的表现之一就是把风险往招聘流程里塞：多面几轮、多让你展示案例、多找不同部门确认，尽量避免“招错人”的成本。另一个表现是岗位描述变得更“全能”：既要懂业务又要会数据，既要能写方案又要能落地执行，因为公司希望一个人覆盖过去两三个人的能力边界。
谁受到影响？最直接的是刚毕业或工作年限不长的人：履历短、项目少、可证明的成果不够“硬”，在谨慎的筛选里更吃亏。第二是跨城市、跨行业跳槽的人：路径不够标准，就需要更多解释，而公司在谨慎时往往更偏好“拿来就能用”的匹配。第三是中层：要的薪资更高，一旦业务不确定，企业更倾向于先用内部提拔或压缩管理层级。
父母那代的跳槽压力为什么小一些？并不是他们更敢，而是很多人当时并不需要频繁跳槽来维持收入增长。岗位晋升、福利改善更多发生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里；同时，住房分配、户口、编制等绑定在单位上的东西，让“稳定”本身就是一种收益。年轻人这边，很多收益不再绑定在单位上，反而是生活成本绑定在市场上，于是不得不更频繁地通过跳槽争取更好的收入与空间；但当经济环境趋于谨慎，跳槽这条路就更累。
为什么同一件事，父母觉得“正常”，年轻人觉得“扛不住”
同样是加班、被催、被考核，为什么两代人的感受差这么多？关键在于压力不仅来自工作强度，还来自“可预期性”和“安全感的来源”。
父母那代的安全感更多来自单位：只要不犯大错，工作大体在；工资不高但稳定；福利能覆盖不少生活风险。年轻人的安全感更多来自市场：能力是否能换到下一份工作，收入是否能覆盖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，简历是否能在下一轮筛选里站得住。安全感的来源从“组织保障”转向“个人可交易性”，自然会让人更紧。
再加上生活成本结构变化：房租、房贷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很多部分更需要现金流去支撑。父母那代可能在较低的住房成本里完成积累，年轻人往往在更高的固定支出中开始职业生涯。于是同样的工资数字，背后的松紧度不同；同样的加班，消耗的不只是体力，还有对未来的掌控感。
所以，年轻人压力大并不意味着更“矫情”，父母体感不同也不意味着更“能吃苦”。只是经济环境把风险和不确定性，以不同方式分配给了不同的人：企业更谨慎、岗位更复合、考核更密集、收入增长更难，压力就更容易落到需要在市场里自证的那群人身上。理解这一点，至少能把很多自责从“是不是我不行”，挪回到“规则变了，所以感觉不一样”。
